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乐黛云教授于2025-08-04早间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乐黛云，女，1931年生，贵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专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杂志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1990 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兼任教授、香港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之路》《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乐黛云卷》《自然》（中、法、意大利文版）《面向风暴》（英、德、日文版）《绝色霜枫》《逝水与流光》《四院沙滩未名湖》；编撰《世界诗学大辞典》（合编）；主编《中学西渐专题》8卷、《跨文化沟通个案丛书》14卷、《跨文化对话》集刊33卷。

乐黛云：我知道存在荒谬，却不靠近虚无

转自“楚尘文化”

　　乐黛云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经历过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经历过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黑暗时光。她与丈夫汤一介先生携手于未名湖畔，一个浪漫天真，一个儒雅质朴，他们将一生献于学术，成为中国文坛上一对不可多得的国学伉俪，却谦逊自持，自誉为“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

　　乐黛云出生于贵阳一个大户人家，父母开明，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虽遭逢战乱，也度过了比较富足而快乐的童年，她从小便充满活力、率性勇敢。

　　她在书中提到，儿时的她喜欢各种昆虫，铅笔盒里常会有几条肉虫，有时还用水彩涂上鲜艳的花纹，用来吓唬别人。有一次她把一条深绿色、非常肉感的大豆虫放在年轻的女英语老师的讲义上，老师被吓得叽哇乱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她因此被罚站了半堂课，但心里仍然暗自得意。而今她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看到她写这些儿时的趣事，当年那个活泼勇敢又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仿佛跃然纸上，不禁令人动容。

　　乐黛云还提到年幼时，在故乡有过一次救月亮的经历，那次经历给她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

　　那年我才五岁，正值中秋佳节前后，我的家乡贵阳可以看到月全食。我和大家一样，都相信月食就是月亮受难，如果没有人帮助，美丽的月亮就会被“天狗”吞没。为了救月亮，大家都不肯睡觉，一直等到深夜，月亮从天狗的口中逃出。记得那天，碧蓝幽深的晴空，星星很少，满月优柔地在空中漫步。突然，皓月明显地被吃掉了一块，千家万户的锣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当时很害怕，拼命敲锣，真的相信可怜的月亮正在被“天狗”吞噬，要依靠我们大家伸出救助的手。但那“天狗”仿佛并不理会人间的抗议，终于将月亮全部吞没，周围漆黑一片。

——乐黛云《人生由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

　　你有过救月亮的经历吗？即使没有，也能从她的文字中感受到月亮即将被“天狗”吞噬的紧张与惶恐，以及拼命敲锣救月亮的全力以赴和月亮被救出来时的狂喜与感动。她生在重峦叠嶂、群山环绕的山城，山之灵、山之性、山之美凝结成故乡的灵魂，撒播为故乡的山山水水，融汇在血液中，成为她最深渺、最神秘的想象和思考的源泉。

　　乐黛云教授能离开山城，北上求学，是母亲力排众议，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48年，她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父亲坚决反对乐先生北上，理由是当时兵荒马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但乐先生满心想的都是飞出山城，北上革命。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甚至以死相威胁，父亲被迫同意乐先生离开山城，去离家近的南京上大学，可以召之即回。但母亲却支持了她，母亲给了乐先生十个银圆，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但默许乐先生到武汉后改道北上。

　　乐先生后来回忆道：如果不是母亲的胆识，我整个的生命故事就将全部改写。

乐黛云与父亲

乐黛云与母亲

　　乐先生是幸运的，有坚定支持和完全信任自己的母亲，愿意尊重自己的理想。因为母亲也同样生长在一个传统家庭里，延续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命运。母亲十四岁失去父母，独自支撑并不富裕的家业。她竭尽家资，让年长四岁的姐姐去北京求学，希冀姐姐学成后再支援自己和妹妹深造。殊不知几年后，姐姐大学毕业，一去无音讯，再也联系不上。母亲只好嫁给比她大十多岁的父亲，条件是支持她离开封闭的山城，到“下江”求学。父亲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带母亲到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入学。可惜母亲没多久便怀上了我，只好返回家乡。

　　后来母亲凭借一点艺专的基础，多年在一个女子中学担任美术和劳作教师，教女孩子们画画、编织、做泥塑。父亲多次逼她放弃，说不需她赚钱，只需她管孩子、做家务。但母亲始终坚持，她屡屡教导我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追求、独立的事业，尤其是女人，必须独立，才能有尊严。

——乐黛云《人生由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

　　乐先生还提到：

　　据我后来的观察，母亲与父亲的结合多少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她内心深处总以靠父亲生活不能自立为耻。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母亲总是教我要自立自强，并让我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

——乐黛云《人生由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

　　或许乐先生身上对自由独立的追求正是源于母亲耳濡目染的教导。一个女人即使拥有在外人看来美满的家庭，依然要有认识自我、追求自我乃至孕育自我的意识与勇气。

　　1948年，17岁的乐先生只身提着一直小皮箱千难万险到达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他们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到北京，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乐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

　　北大不同风格的老师成为了乐黛云吸收知识的土壤。乐先生投考所有大学时，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北京大学却把她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她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无独有偶，当时北大大一的课程有很多，乐先生最喜欢上的也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课（兼写作），还有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课。

　　据乐先生回忆沈从文授课的方式非常有趣：他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这个班大约二十七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亲自一字一句地改我们的文章，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代笔的助教、秘书之类。

　　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乐黛云《人生由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

　　“京派文学”的鼻祖废名先生也是乐黛云的老师，他的性格则更风趣得多。

　　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他大笑时常常会挨个儿扫视我们的脸，急切地希望看到同样的笑意，……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心”“感应”和“共鸣”。

——乐黛云《人生由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

　　可惜，这样悠闲自在的学院生活很快就消逝得无影无踪。随着解放军围城炮火的轰鸣，全校进入紧张的“应变”状态，上课的人越来越少，所有课程终于统统停止。但正是这五个月的时光注定了乐先生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

1950年，乐黛云（前排右二）在布拉格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上

　　汤一介先生常说：人应该学会“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生活，“在非有非无之间”找寻“自我”。他一生谨守祖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精研中国传统文化，早岁究心佛道及魏晋玄学，后归本儒学。晚年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主持编撰卷帙浩繁的《儒藏》，厥功至伟。

——乐黛云

　　汤一介、乐黛云两位先生是大时代的儿女，他们在革命的年代相遇相知，在动荡的年代不离不弃，在和平的年代相濡以沫。他们是未名湖畔始终同行的两只小鸟，亦是世人眼中历经半个世纪无常世事却始终不离不弃的“神仙眷侣”；他们一个热情勇敢浪漫，一个平静睿智冷静，他们儒道互补。

　　汤先生回首往昔，二人由一本书定情。于汤先生而言，读书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而在乐先生推荐他看一本书时，那本书就更承载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我看，她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那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的。

　　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之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汤一介《人生的智慧：顺乎自然，热爱生活》

　　汤先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国大义，乐先生“不累于俗，不忮于众”的学者风骨，以及他们至情至性的文字，无不体现智者苍茫、超越悲喜的智慧与从容。

汤一介与乐黛云

　　他们的性格如此不同，却儒道互补地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所以戴锦华老师在推荐序中回忆师从两位先生的往事时说道：

　　两位先生从容怡然、云淡风轻的文字之间与深处，是大时代雨急风骤的世纪回响。在汤先生那里，娓娓铺陈的，是几代人的文脉相继、书香凝敛，是时代的追随，也是价值的坚守；在乐老师那里，是迎向暴风雨的豪情、张扬与背负、承担。正像这对传奇伴侣的故事，风雨同舟，错落成影。

　　那时，我才近切地体会着他们生命的共振和同幅的脉动，才理解了乐老师那源源不绝的活力、创意，毫不吝啬的善意与意趣，得自怎样的思想与情感的富足的输入，来自怎样的爱、欣赏和包容。

——戴锦华《儒雅质朴，浪漫天真》

　　除了开放、包容的大家胸襟和勇敢、热烈的向上心态，乐先生不焦虑的智慧亦值得每一个当下的我们学习。比如面对催稿：

　　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逼仍不能按期交出的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青年汤一介、乐黛云夫妇

　　《魏晋女性生活一瞥》中，乐先生从《世说新语》中的故事着手，阐发至古代女性地位之不同凡响，从女子接受教育的程度，到面对丈夫、父亲等男权也不再唯命是从，自认低人一等，而是力拒PUA，不卑不亢，与他们平起平坐，平等对话。

　　比如：

　　王广娶了诸葛诞的女儿，不太满意。进入洞房后，刚开始交谈，王广就对新娘说：你看起来神色卑下，完全不像你的父亲诸葛诞。新娘也反唇相讥：你作为大丈夫不能仿效你的父亲王凌，倒把女人和英杰相比？

　　又如：

　　许允的妻子是阮共的女儿、阮侃的妹妹，奇丑。交拜礼毕，许允再也不入内室，家人深以为忧。……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这不禁令人感叹：古人尚开放至此，缘何历史倒车的滚滚洪流再次席卷当代？《浮生六记》的女主人公陈芸是鲁迅心中的中国第一美人，也是林语堂、俞平伯等文学大家笔下少有的拥有有趣灵魂的女子。

　　她与沈三白以表亲相识，十三岁订婚，十八岁结婚，先婚后爱。他们拥有共同理想和追求，生活目标一致。他们都厌恶追名逐利，认为“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就是最理想的“神仙生活”。所以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奔走衣食，中馈缺乏”，数次被父母逐出家门，常寄居在朋友处，连自己的家都没有，陈芸也从不怨天尤人。在贫穷、不幸和不公平的逆境中，陈芸总是理智镇静地处置无法改变的事实，甚至以一种幽默感处之，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共同制造出很多的生活情趣和美。

　　乐先生认为：

　　陈芸在中国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中是一个美丽而特殊的形象。

　　……芸既不是绝代佳人、贤妻良母，也不是侠女英雄，她在很多方面突破了贤妻良母的规范，得罪公婆，自作主张，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真诚的爱是她生活的基础。

　　她从不掩饰自己对丈夫的爱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她宁可忍受一切痛苦，也决不向压迫者低头求饶。但她也不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这种社会体制的颠覆者。

　　几千年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结构体制统治了整个社会。芸在这种体制内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旁人的、我行我素的、以真诚的爱为基础的二人生活，虽然受尽折磨也不改初衷！

　　乐先生活得通透纯粹，与汤先生穿越时代的狂飙巨浪，从大风大雨中走过，相濡以沫数十载，一世携手的伉俪情深令人艳羡。他们的相处之道与沈三白和陈芸创造的二人生活有相通之处，值得每一个在围城中深觉困顿、寻求出路的人深思和学习。

1969年，乐黛云、汤一介与女儿汤丹、儿子汤双合影

　　在婚姻的进程中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形成一个不断进取的、丰富而美好、也更富于魅力的精神世界。女性并不一定要在与男性的对立中来发现自我。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不需要对抗，而是需要更多的合作。

——乐黛云《人生由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

　　在《漫谈女性文学在中国》一文中，乐先生也提到：女性主义不应是以摆脱男性为最终标志，女性文学也不是以造就一个由女作家、女评论家和女读者群构成的“女性文学”网络，同男性相抗衡。还有乐先生笔下《美丽的巫山神女和山鬼》中的巫山神女、因写诗呼吁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被判处死刑也宁死不屈的北大才女林昭等其他非典型女性形象，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中国女性身上始终存在着牺牲、殉道、叛逆精神，且从未中断。

　　乐先生的一生，“曾在高处起舞，也曾在谷底牧歌”，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五十岁时才真正“上路”，开始学术生涯，此后一路狂奔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她笑对人生的坎坷曲折，是置身群贤之中而自成传奇的中外“跨文化之桥”的构筑者。

　　而今乐先生已经九十多了，声音依旧洪亮，逻辑依旧清晰，博大的胸襟仍然令人动容，她说：我个人在时运好转时不曾狂傲膨胀，跌落低谷时从不自暴自弃。我知道存在荒谬，却不靠近虚无。我希望一直勇敢、浪漫、自然和自信，葆有开放、批评但也包容、非排他性的心态。

　　阅读乐先生的人生经历，就是在阅读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亦是在阅读一种洒脱放达的生活方式和勇敢乐观的人生态度。“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句被乐先生践行透彻的人生信条曾给予无数人面对现实的力量，它是乐先生七十多年前为一篇俄国小说写书评的标题。

　　这句话也契合了乐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与其凑凑合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死去。愿我们人类能在宇宙的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即万物中，努力追求永恒与和谐，也能实现自我的价值。